2013年9月30日 星期一

是特區還是租界?


先前寫了一篇有關橫琴商事登記改革的文章,有關「資本主義租界」的話題竟又鬧到上海的自由貿易區那邊去了。不過在大家還是忙着想辦法如何賺錢的同時,對於做學術和政治研究的一批人,請緊記不要讓經濟議題牽着鼻子走,因為當中的政治內容,比起金銀珠寶還不知要「搶眼」多少萬倍。

話說自從上海緊隨着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的進一步開放,拋出了更為振奮人心的「金融改革」口號,大搞自由貿易區,並且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匆匆上馬。至於是否真的能達到「人民幣自由兌換」這種程度,大家還得拭目以待。

但要是有心留意我的寫作,在方向上其實並不朝着經濟角度看,而是朝着政治角度看。尤其是有關「政府功能改變」這一條重要項目。

上次在文章中也提出了,中國政府對於「新特區」的立場,差不多是有點像以前的皇帝下「罪己詔」一般,明確承認了:政府必須退出市場干預。

要是還不夠狠,大家可以看清楚,到底在「非經濟領域」發生了什麼事:

香港中文大學被質疑在深圳建設新校園,是和共產黨深度合作。校長沈袓堯親自澄清:中大設立深圳校園,其中一條和中國政府談判的條件,就是「校園不設黨委」。而中國政府早已同意;中大是根據這項承諾才開辦新校園的。有關詳情。

我作為中大校友會的成員,有幸早在前年校長交代新校園建設時經已得悉。

澳門大學在珠海橫琴設立新校園,比起以上的「深圳承諾」更新一大步。因為澳門大學的橫琴校園,不止是向珠海政府「租用」這麼簡單,而土地租用的條件,是根據人大常委通過的決議:授權澳門特區政府管轄橫琴澳門大學新校區。換言之,在澳門大學的橫琴校園,不單止沒有了中共黨委,甚至連中國法律也不見了,取而代之的,是澳門法律。

而這一點,我在上月到澳門送別澳大舊校園的時候,由校方人員親自證實情況。據說早前有小偷潛入新校園,被捕之後,是直接送交澳門警方處理,而不是送返給珠海警方。


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得出,中國的改革開放,重點其實早已不止在經濟方面,也很難說是否已在政治方面,但肯定是非常踏實地在着眼在「社會」方面。所謂「商事登記制度改革」,其實也只是整體社會制度的其中一個範疇而已。

國內也有說得難聽的,指這是「割讓租界、治外法權」之類。但想深一層,應該有比這個標籤更為要緊的考慮因素,否則身為黨國領導人的一眾「大佬」也又無必要拿自已的貞節牌坊和政治前途來開玩笑唄。

而這個開不得的玩笑,似乎也又真的很荒謬,在一個大家也意想不到的冷門地方冒了出來。大家如果花一點心思,細看國內各種報導對關於擴大特區的影響、尤其是城鄉以下一級的報告,會看到重複出現了一個小註腳:

改革措施使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削弱,尤其是「計劃生育」的措施。

大家沒有看錯呀,地方政府對中央這種「租界」安排的意見,竟然是重複的抱怨着「影響計劃生育政策」。

不過大家如果以為那是為了什麼宏大的人口控制原則,那可又大錯特錯了。在這裡可以和大家說明一下,到底這個「計劃生育」的事,對地方政府的影響有多大。

且看看《信報》201396日,《中國投資》版,《神州財富論》,由郭澄撰寫的專欄:超生罰款油水豐,一孩政策勢難改。

文章原本是寫有關兒童用品相關的股票分析。之不過又是那一句:外行看熱鬧、內行看門路。內地政策對兒童用品股票的影響如何是一回事,背後的政策對社會影響,那才真精彩。

其中提到一個數據,叫「社會撫養費」,這個名字改得太正氣,很難和它的「本尊」相比較,它的真實名字叫做「超生罰款」。作者對它的分析如下:

全國各地的收費沒有統一標準。可徵收當地人均收入的3 9倍不等。若有熟人求情,罰款更可以減半或免收。到於收取的金額到底有何用途,亦從沒公佈。今年7月,浙江律師吳有水,要求31個省份公開罰款的收支數據,願意回應的17個省份去年合計收取了165億元人民幣;其中徵收最多的江西,收取了33.86億元。

近期14位女律師又再向計生、財政、審計部門申請,要求將仍未公開回應的省份資訊公開,傳媒其後才揭發,原來超生罰款向來只由地方政府收取並自行使用,中央從未過問。不少地方的超生罰款,約九成以上甚至全部,都會「返還」給當地縣政府,用於縣鄉兩級的辦公經費、人員經費、以及獎金等等。

以上是依書直說,搬字過紙,如有雷同,實屬不幸。因為這只是換湯不換藥的一個東西,古時候叫它做「人頭稅」,亦即康熙皇帝所指明「盛世人丁,永不加賦」的「丁賦」。而居然共產黨又革了康熙皇帝的命,通過「超生罰款」來重新推行「丁賦」。而且手法很科學:肯交錢的,文明進步大公無私的共產黨就「恩准」你生個孩子。不肯交錢的,文明進步大公無私的共產黨就強拉你入流產所,不論胎兒有多大,都一律要打掉。就看那個敢不交錢!

明白了以上的一個「題外話」,相信各位對於黨中央下的「罪己詔」又多了幾份了解。就是一旦共產黨要退出社會干預,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的,就是最細小的地方政府單位。相信這個正正就是中央文件所指:權力與利益格局的問題。而事實上,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干擾最大的,正正就是這種芝麻綠豆的小官吏。而之前在同一篇文章,都提到了另外一則故事,是有關「送瘟神」的。當中的主角是「工商局」。

很明顯,工商局和計生辦一樣,都是同一類的「瘟神」。而如果中央的想法是,要將這種防礙社會發展的因素都從經濟發展區裡面隔離出去,而更加在一呼百應的情況下誇下海口,要將「上海自由貿易區」那種模式向全國擴散開去。那麼在下一步,肯定要面對一個很根本的問題:全國的「新社區」政治安排到底應該是什麼模樣?還是採取「橫琴模式」,可以由人大常委「授權」使用「不是中國大陸」的那一套?

在大中華地區目前能用的,總共有三套,一個是澳門、一套是香港、一套是台灣。這場好戲,看來才還剛剛開始。




2013年9月20日 星期五

到底中國政府在進行什麼社會實驗?


國家正在非常認真地進行「政府功能改革」。而改革不再是線性思維的從上而下或是從下而上考慮,而是「同步的互相適應」。

這個「互相適應」,籠統的叫「法治」,或者「黨政分家」;準確的一點,叫「三權分立」。不管國家的執政黨喜歡還是不喜歡,也不管這是否「普世價」,事實就是擺在眼前,不搞這一套,其他的小吵小鬧,搞了也是白搞。

對於中國能否成功過渡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,仍有待結果,但這場實驗的確在很認真地進行當中。這個可不是泛泛地講政治口號什麼的,還要看看踏實地那一套。至於本港的政治焦點只集中在本土議題,有點兒本末倒置了。

其實要是中國不民主,香港是想炸了腦袋也想不出一個民主的活路來。香港可以如何影響國家變得更民主,這個才是重點嘛。至於是否能通過香港本土的民主化來達致國家的民主化,看來有點遙遠。雖然在原則上不得不如此,而國家也似乎心知肚明,大家有點在「鬥快」,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「互相適應」問題,倒又沒有多少人從這個角度去理解。

讓我從這個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。最新情況:橫琴特區的試驗檢討。

到底有多少個香港人關心澳門那邊的情況? 要是有留意的話,到底從國家的官腔當中,又聽出了多少玄機?

2009年,國家在橫琴特區推行一個很有趣的措施:珠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商事登記管理辦法。

表面上看來只是一國商業登記的技術問題而已,因為在抬頭的引言是這樣寫:

借鑒香港、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商事登記方面的成熟經驗,通過簡化登記手續,廢止不必要的登記,改變不合理的登記,強化登記公示,回應社會對於商事登記服務的需求。

但請細看背後的宗旨是這樣寫:

統一商事登記制度降低甚至消除了企業在設立、年檢過程中的登記成本,降低了企業獲取交易資訊的成本,避免了政府監管的無效與浪費,而在保障各類商事主體登記的地位平等、規則公平、標準統一等方面亦進行探索,用「服務本位」代替「監管本位」,重新定義了工商登記制度的宗旨,以觀念更新促進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,通過制度改革,弱化政府干預,培養市場誠信,發展市場自律和自治,實行「寬進」的登記制度體系和「嚴管」的監管制度體系,打破了與市場機制不相適應的部門權力利益格局,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深化,代表著服務型政府的改革方向,豐富了服務型政府的內涵。

要是還未發出嘩嘩聲,請注意當中的重點:

·      避免了政府監管的無效與浪費
·      保障各類「商事主體」的地位平等、規則公平、標準統一
·      政府功能從「監管本位」變為「服務本位」
·      通過制度改革,重新定義、弱化政府干預
·      發展市場自律和自治
·      打破與市場不相適應的部門權力利益格局

假如將以上的概念套用到「政治改革」又會如何? 有沒有留意:政府公告講的不是「企業法人」而是「商事主體」, 那是在講人,不是講「企業」!

還不嘩嘩聲? 是政府的「權力利益格局改變」,更還不止,那是在講人權概念。只是很巧妙的運用語言偽術,不講政治和人權改革,只講「商事」和「市場」改革。當中的改革原因,簡直和以前的皇帝下「罪己詔」差不多了,擺明指出:

政府監管的無效與浪費、社會不公平、部門權力利益與社會不相適應。而所需要改變的,是「社會為主」確認其自律與自治的事實,而政府是服務者,政府應該退出干預社會。


到底這場改革的後果如何,很難在一年就能斷定。但其實內地的其他地方,經已急不及待地想「抄襲」,而且也又和香港的競跑一樣,是越快越好:

·      2010年國家批准深圳成立「前海合作區」以「市場化、與國際接軌」為主旨,試圖開放金融規管,並以香港的「一國兩制」框架為接軌對象。
·      201212月,國家工商總局同意將橫琴模式的試點擴大至比鄰的順德市,以港澳橫琴為接軌對象。
·      2013年上海成立「自由貿易區」,主旨是「實現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」,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,接軌對象是「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」(TPP)。
·      20139月:廣東省準備上報「粵港澳自由貿易區」,以香港作為金融樞紐為前題,擴大前海合作區的範圍,確定「區域性自由貿易區」;而其實是利用香港作為國際接軌的平台, 不用提出國際化而已。


表面上,各個地區的開放模式都似乎只是衝着「經濟」前題而來,但正所謂「外行看熱鬧,內行看門路」,以上種種表徵,都是「經濟主題」無疑,不過骨子裡都是同一個概念:就是政府功能到底與社會可以如何「互相適應」,而不再是社會主義那一套「烏托邦式社會設計」。而且全部的重點都是「向外接軌」而不是「以我為主」。

看政治不能只看口號,口裡講什麼是一回事,身體在做什麼那才重要嘛。

因此在考慮中國是否也在摸索民主化的問題,也可以用相同的角度去理解,不搞民主化是死路一條,正如老鄧當年所講,不搞改革就是死路一條,異曲同功、遙相呼應。之不過,到底民主要如何搞?看來還是和改革一樣,是希望「有秩序地搞」而不是從下而上地革命地搞,也不可能像前蘇聯一樣,從上而下地胡亂地搞。

看來這個摸索,還是「路漫漫其修遠兮」。

要是對國內的「監管模式」還是不夠了解而未能明白以上的概念,可以參考一下其他人的評論,也又省得我在自說自話。

201396日,《信報》《夾心人》專欄,由卓文著的文章《送瘟神》,他是這樣寫的:

工商局,全名是工商行政管理局,主要負責各類經營活動的企業登記和註冊...。除此之外,工商局有執法權利...。最竅妙的是執法權是行政、而非刑事執法。簡單來說,行政機構負責調查、審案和判決罰款。對內地中小企及外企來說,工商局是個「不受歡迎的機構」。據聞部門內有年度指標,每年要呈交一定數量罰款,員工亦按照罰款額拿到一定的奬金。因此他們便按時出動,到企業「檢查」。最近內地反貪風暴,更是最佳黃金機會。根據筆者經驗,他們普遍的做法,就是上門突擊檢查,查看帳簿。有理無理,隨便找一些項目,就說公司違法。

由於這只是行政執法,公司罰款後也不會有什麼「後遺症」,罰金只是介乎5萬到20萬元人民幣,這個不算多的數字,很多企業都是接受算數。因為找律師商議,最低消費起碼數萬元。若是不服初步裁判,工商局便要「擴大調查」,這樣不但影響業務,傳到市場公司形象受損,更是得不償失。而最重要的是:大陸法治不彰,很難判斷後果。

這些做法,明顯和「社團」上門收紅包沒甚大分別。企業雖然明知不對,但權衡「利害」,付了款就像送了瘟神。


這是原封不動的照抄,如有雷同,實屬不幸。

一個政府機關,比喻為「社團收紅包」,可謂一針見血之至。而形成這種「陃習」的原因,又只是因為「制度」問題:所謂「法治不彰」,是因為政府機關是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」一手包辦。對於大型國企、跨國企業、後台夠硬的種種「特權階級」,算是有點「刑不上大夫」的氣味,因此卓文的說話,倒是指明是「中小企及外企」云云。

這就擺明是「標準不一」,基本上是恃強凌弱、欺善怕惡。老百姓看在眼裡,心裡會想什麼?又會學習一個怎樣的「文化」出來? 而地方政府和各級「權力一把抓」的各級機構有本事「無限自肥」,中央又能管得到那裡去?

因此國家要改革、民生要改善、經濟要提升,有這種政府功能傳統力量在當攔路虎,又可以怎樣?

到底這種各級地方政府的「自貿熱」會發展成一個怎樣的情況,還得拭目以待;要是改革的方向是加大政府「收紅包」的能力,那當然是天大不幸;而如果是真正落實政府退出社會干預,讓社會自由發展,那就是普天同慶。不過對於「互相適應」的「法治、廉政」倒好像仍是只聞樓梯響,這就有點令人提心吊膽了。

不過對於社會制度與功能的不得不及早改革,這點也又是全中國的老百姓也豪無異議的事,看來還是不得硬闖這一關了吧。



2013年9月14日 星期六

加泰羅尼亞公投



先前寫過幾篇有關民族自決以及聯合國對有關情況的決定,麻煩從此而來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 看來還是早點自己開始寫歐洲的地緣政治,自己開個局來讓大家跟進,免得被動地跟進處理火頭。

早年到歐洲讀書的時候正正就是去學習歐盟的先進經驗,而郝鐵川教授在早前的文章正好提及民族自決的問題,於是順手寫了幾篇文章也來插上兩咀。後來郝鐵川教授也又不再在同一個話題上拖拉,而我也了,共同向前看,要是可以替香港找個出路就最好,解決不了也是學術討論,不必拘泥什麼對與錯。學術固之然沒有對的對與錯,而政治更加是一件很實際的事,只有行得通還是行不通,也沒有所謂對與錯。

後來反而是讀者看得急了,等得不耐煩,自己爆了一篇文章出來,謂要追殺郝鐵川的自決論。要命!要是有看過我的跟進文章,應該可以看到我和郝教授的主要分歧只是在於學術重點,不是政治立場。那就是郝教授認為一個國家之,不能由局部地區的人民進行自決公投,而我並不同意。當中涉及加拿大的「魁北克省獨立公投」以及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詞解讀。另外一件就是一個國家只是部份地區被殖民侵佔的話,只有「還完」的可能而同樣不適用公投自決;這點我也是反對的,涉及的個案是「直布羅陀」,以及英國和西班牙對直布羅陀的主權爭議。

假如個案還未多,也又剛好有一個案件在進行中,那就是西班牙的「加泰羅尼亞地區」尋求離西班牙而要求進行公投。

讀者援引我和和郝教授的文章,自己搶先寫了一篇,題為《香港加入中華民國的理據》。其中主要是引述郝教授所指的局部地區不能公投。而台灣的國民政府也是祖國,並且早已七次修憲,也可以修憲容納香港。當中明顯涉及一個海峽兩邊都暫時處理不了的大問題,就是「一個中國」的問題。因為北京方面雖然成功取代國民政府成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,更在國際上成功孤立台灣,不過台灣依然存在,而且並無任何投降歸順的意思。而更要命的,正正就是那種不停修憲的舉動,對於「中國」這一重身份,看來是愈行愈遠了;尤其在於台灣結束「訓政」之後,第一件大事就是廢掉所謂「萬年國會」這一舉動 (亦即在台灣的民國政府國民大會之上,仍有逃難而來的各省代表,但又並不能依憲進行重選)。其後更加進行「廢省」(廢除台灣的省政府),重新劃定國民政府的實際管治領域,亦即所謂「台彭金馬」,並稱之為「自由中國」。至此「中華民國」實際上就只是一個台灣,而再沒有半點中國大陸的遺留。這兩個動作的重大意義在於:中華民國政府其實不再是中國的政府,這是以退為進,將台灣從「政治中國」的版圖劃了出去,第二是台灣不再是一個「省」。不是一個中國的省這又是什麼意思?盲的也看得出,這就是實際宣佈獨立嘛。

講真的,要是台灣早已不認自已是中國的一部份,那麼所謂香港可以向台灣尋求劃為「自由中國」的一部份,恐怕也是一廂情願而已。因此那篇文章,不能當成認真。但對於台灣的立場和取向,的確有一定的反思作用。

回想當年,鄧小平為了要回收台灣,的確做了不少功夫。尤其在於可以保持「民選政府以及保留軍隊」這兩點,簡直有點聯邦的氣味了。19837月,老鄧是這樣講的:

祖國統一後,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,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。司法獨立,終審權不須到北京。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,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。大陸不派人駐台,不僅軍隊不去,行政人員也不去。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,都由台灣自己來管。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」。

到底這張一國兩制支票台灣是要否會接受?

回頭看看香港這邊的情況,要是如梁振英一直所願,北京最後都有藉口可以出動解放軍來中環清場的話,就算不是重演八九六四的血洗天安門水平,台灣那邊看來也不會再相信什麼高度自治的口號了。因為鄧小平只講過不派行政人員駐台,但沒有講過不派梁振英之類的「愛國」份子駐台嘛! 要是香港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,北京居然連「公投抗爭」這種「台灣例牌菜」也受不了,還講什麼一國兩制? 而其實世界上又那會有一種軍隊是會對外不構成「威脅」的呢喂? 到時還不一樣是可以釋法釋掉你的軍權唄。

言歸正傳,對於學術上來講,一個國家的部份地區,是否有權進行民族自決的公投? 魁北克和直布羅陀的個案都夠消化的了。

要是還不夠喉,看看加泰羅尼亞吧。

伊比利亞半島在羅馬垮台之後,經過幾個世紀的變化,最終在公元750年左右完全落入回教世界的手裡,從直布羅陀入侵的摩爾人最後以比利牛斯山為歐洲分界,而西班牙今日的版圖,才在那個時候形成。再又經過幾個世紀的變化,伊比利亞半島的天主教政權從1212年開始反抗伊斯蘭統治,直到1492年將摩爾人逐出半島;到了那個時候,才有所謂「西班牙」的版圖出現。而在這種由分裂到統一的過程中,各地的分歧異化情況,也又很明顯是自然形成的。

加泰羅尼亞地區本來是一個獨立國家,名為亞拉貢王國(Corona d' Aragon); 原本與西班牙的統一相對文明,是在1462年由伊比利亞半島的兩大王國婚姻所建立,卡斯蒂利亞 (Castilla) 的女王與亞拉貢王子成親,聯合組成西班牙王國。但好景不常,經過了幾百年的聯手建國,兩國最後反目成仇,並在1714年亞拉貢被卡斯蒂利亞王國的軍隊打敗,收歸為一個省並且實施鐵腕統治,廢除加泰羅尼亞文字。

而所謂本來獨立也又很難講是真還是假,因為伊比利亞半島應該最早是在羅馬帝國時期才有所謂統一出現,而且一直都是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。當然,這個也是有異議存在的,因為羅馬帝國其中一場主要的生死存亡戰爭《迦太基戰爭》,帶着「鐵甲大象」起兵攻打義大利本土的「漢尼拔」部隊,其基地正正就是今日的加泰羅尼亞。因此加泰羅尼亞人自古已有一種自成一國的文化思想,早於羅馬人建省之前,已認同於另一個地中海文明古國迦太基。

至於是否真的達到「語言文化自成一糸」的分裂程度? 這點應該又是理想比現實更為明顯了。也又是適逢其會,我在法國讀書的時候,正巧西班牙的塞維爾市成功奪得到1992年的國際博覽會主辦權。負責成功申辦的公關顧問到我學校授課,其中一堂就是講到西班牙內部的語言文化分歧。當時為了要兼容北方和南方的文字,在不少官方刊物當中,都是以雙語平行編寫;而對於不能平行出現的一些重要標語,則採用「符號」來取代個別有分歧的字母,變成既不是西班牙亦不是加泰羅尼牙的文字。

真正有分歧的,是在文化和生活價值方面,因為北部較接近法國和德國,而南部則更像意大利。我班也正好有兩個西班牙同學,一個北部來的工程師,讀書很認真,溫文有禮、金髮碧眼高個子,迷倒不少法國女同學;另一位是南部來的戰鬥機師,亂七八糟不修邊幅,更加口沒摭攔、嗜酒成性,但其野性難馴,也又有他自已的粉絲,而最教人意外的,在法國奪得美人歸的,是戰鬥機師!

那麼,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獨立運動情況又如何呢?

在經歴過拿破倫戰爭之後,歐洲逐步摒棄「舊制度」,各地的民主自治運動興起、民族主義情緒高漲。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羅尼亞地區更加日漸加速工業化、全力擁抱新經濟形勢。經過近一百年的爭取,終於在20世紀初,加泰羅尼亞成功和平重建自治政府,有點恢復當年「聯婚時期」的景氣。可惜又是好景不常,1939年西班亞獨裁者佛朗哥在納粹德國的支持下,成功武力奪權,又一次鎮壓各地的異見份子。加泰羅尼亞再一次被暴力整頓、文化清洗。又試問加泰羅尼亞人又可以如何歸心?而在1979年,佛朗哥過身之後,西班牙重新由國王實施憲政,加泰羅尼亞才又重新組建自治政府。不過對於西班牙過去幾百年的野蠻干預,相信加泰羅尼亞人是真正歸心的話,那倒是沒有太多人會相信。又怪得了誰? 而以此觀之,直布羅陀的對西班牙反感、不肯「回歸」,也又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了。這些也又是外人很難了解的,更何況是在地球另一邊的盲目愛國人士。

今年201393日,正正就是1714年那個「戰敗日」紀念。當地人民乘機號召遊行。據報有160萬人參加,共同組成長400公里長的人鏈,將加泰羅尼亞從西班地圖上分割出來。其目標再也明顯不過,就是西班牙連自己都搞到一團糟,還有什麼藉口可以繼續干預加泰羅尼亞的人民?

早前在 2006年,其實加泰羅尼亞也進行過公投,不過那一次的性質不同,不是尋求獨立,而是增加自治的內容,包括:更高的財政賦稅自主權、由當地自治政府任命官員的獨立司法體系,掌握當地鐵路、高速公路等基礎建設的主控權、以及發給外籍勞工工作許可權。另外,居住在加泰隆尼亞地區的人也將被要求學習當地方言。結果超過73﹪票數贊成通過去。而2006年的加泰羅尼亞公投,是得到西班亞國會以及加泰羅尼亞議會同意的。

其實要是認真留意伊比利亞半島歴史的話,不難發現,現時的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,不是個別的偶然事件,也不單是經濟權利的爭拗。2006年的公投,其內容甚至可以說是和香港的一國兩制差不多了。因此同一個國家之內,由局部地區人民進行公投而達致創制和改變這一點,大家可以看看和魁北克的情況又是否吻合?

半島上的另一個國家葡萄牙,建國背景和西班牙一模一樣,都是反殖抗爭、從摩爾人手上奪取回來。而又和加泰羅尼亞一樣,都是通過王國之間的婚姻而和西班亞在1580年結合在一起。但其後又是由於牙班亞的逐步干預而反目成仇,也又是拿破倫戰爭之後開展民主運動。唯一不同的地方,是在1640年脫離西班牙之後,西班牙再也沒有本領用武力侵佔成功。在17625月,西班牙真的「捲土重來」在法國的支援下,揮軍入侵葡萄牙企圖「恢復行使主權」;不過這次葡萄牙得到英國的支援。戰事膠着了兩年之後,西班牙人「知難而退」。因而葡萄牙得以一直保持獨立的地位。以一個只有大約一千萬人口的細小國家來說,實在是得來不易。但講到要防範西班牙的「和平統一」主張,葡萄牙人心裡明白:敬而遠之。而且有心理準備, 要打的話,避免不了的話,還是得要打的。

因此假如我們都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思維方式:堅持「曾經並且長期」是西班亞領土一部份的地方就不能尋求民族自決,那麼世界上將會繼續有很多打不完的戰爭。

不過這場爭拗有個很有趣的故事可以援引:

金庸筆下的《鹿鼎記》寫過這個:話說韋小寶在雅克薩城和羅剎國的大使談判中俄兩國的界址問題。羅剎人堅稱,由於曾經佔領過雅克薩城,因此該地區要歸他們管轄。韋小寶當然讀得書少,西瓜大的字也認不出多少個,什麼國際法,他當然知個屁啦。之不過同場的索額圖倒有讀過書,也知道有成吉思汗的事,於是乎不忙不急,只反問一句:那麼成吉思汗佔領過你們的莫斯科,可以還給我了吧?

看來,魁北克公投的餘波,還會擾攘好一段時間,對於民族自決到底是什麼一回事,看來也不是聯合國通過幾份文件就能讓人類整體即時文明起來。



2013年9月10日 星期二

時代的烙印



半夜三更,在銅鑼灣「一番居酒屋」等食宵夜的時間,想到一些頗為哲學的問題:每一個人都無可避免地帶着一個「時代的烙印」。但到底這是一種經驗的增長,還是對思維的局限?

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觸呢?原本的反應沒有這麼大,但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看到同一個現象,而且受害人都是自已尊敬的學術前輩,那就不能不牢騷一下。

話說去年,看到一篇很奇怪的文章, 不能不回應一下。當時寫文章的是鄭赤琰教授,在201289日在信報刊的,提及國民教育,用《最後的一課》為例子,說「教人敵愾同仇」是很正當的。而我亦在當日出文章,說明這種「仇恨式的愛國教育在歐洲早就被摒棄」,代之而行的,是符合歐洲一體化的和平教育。

其實當時就已經察覺得到,有一些「時代烙印」是會跟人一輩子的,想改也改不了, 此即一例。如果仍未夠明顯,可以再看看,丘成桐教授2013613日所講:

除非政府已腐朽到不堪,壓逼人民,如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出賣民族,否則市民不應以身試法聲討政府...但到今時今日,香港市民如何評價?香港政府都未去到獨裁、希特拉或蘇聯時代。

為什麼對一個民主政府的訴求要去到袁世凱的賣國程度才能提出呢? 又或者對一個政府的施政批評,一定要又去到希特拉式的種族滅絕程度才能提出呢? 很明顯,丘教授的「忍受能力」比起香港一般的人特別強,除非到了受到暴力血洗的種族滅絕情況才會「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」。

再看看最近823日,又是鄭赤琰教授和林行止先生的筆戰,可以看得到鄭教授所引述的歴史經驗為:

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威權政府建立的歷史,兩國為了堅持政治安定的環境條件,分別利用緊急命令限制人權,獅城為了杜絕學潮,更成立鎮暴隊... 維持安定肯定是任何社會的沉默大多數人的最高政治原則,除非革命能重建長治久安的可能,革命才有其正義性,否則沉默多數不可能支持革命。

再看看鄭教授的生平,以上的觀點基本上也又與「時代」相關連:祖藉廣東,1936年二次大戰期間在馬來西亞出生, 馬來西亞獨立運動期間到新加坡南洋大學讀政治,1963年新加坡獨立前兩年畢業,1971年取得加拿大碩士,其後1975年越戰結束時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。1977年在中大開始任教,正值香港中文運動高潮的火紅年代。因此很順理成章地,鄭教授會拿「最後的一課」來講道理,又會擔心香港會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「極權」後塵,真是簡單非常。而鄭教授亦早已從中大榮休,與新生代有二十年的鴻溝。

香港年青一輩,尤其是在1989年以後才出生的那一批,現時正是盛年,基本上「連不上線」又有何出奇。而謂鄭教授之為受害人,是在香港現時的環境下發表他的個人意見,只會換來一片罵聲,他的學術水平,也抵銷不了與社會訴求相抵觸的損耗。

至於戴耀廷教授等學者,在香港出生長大,1986年港大法律學士,其後隨師兄李柱銘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;現時仍在大學教書,和年青一輩接軌較易。其所以較有影響力亦由此而來。由此而觀之,老一輩的學者與新一輩的學者要是因此而吵起來的話,很難指是誰比誰有道理,皆因大家都似乎活在不同的時空裡。

當然,戴耀廷教授也同樣有他的時代烙印改變不了。尤其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。因此亦不難發現,他提出「佔中」口號之後,很快作出了重大修訂,重點強調是「愛與和平」,以相對於「仇恨與暴力」。以求盡量避免演變成天安門式的流血場面。

不過在香港九十後的眼中,由於過去主流媒體對六四的持續自我檢查和清洗,他們根本對天安門所知有限,因而可算是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,於是才又有學民思潮義無反顧的拼死反國教。看來是建制派自作自受了:愚人教育的後果就是製造了一班對屠城完全沒有恐懼的青少年。

假如幫港出聲要和戴耀廷對着幹,照道理不難,因為鄭教授教了那麼多年政治,總會有些政見可以分享。就提個2017方案出來嘛。

可惜到目前為止,「反佔中」的所有人,都好像完全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可以提出,都好像只有為反對而反對的噪音。奈何。











2013年9月7日 星期六

行政主導的不同理解和後果


這個題目在回歸之前就已經一直在爭論,而當中的理解分歧足以左右香港的政治大局,不能只是望文生義就算。

對於不是由港英文官系統出身的外人來講,只能望文生義地解讀出一個 「唯心兼人治」的結論,並且非常切合中國的國情,就是「行政長官說了算」,此謂之「君臨天下」式的行政主導。看來中國人果真有點反祖現象,在一百年前的年國民革命推翻帝制之後,腦袋後面原來還是拖着那條奴才專用的小辮子。

大家如有時間好好涉獵一下其他名家的說明,相信會比較客觀理解當中的真正意思。例如201395日,信報林行止專欄 《非關政權惹禍事,事緣管治出蹺蹊》。看看在沒有民選政府的情況下,到底行政決策應該如何形成。

林行止是這樣說明的:

...過往是由不同政府部門分頭蒐集、整理、然後經專業部門小心因應、進而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見,然後才上呈政策科撰寫利弊兼俱、利害紛陳的政策報告;最後經由行政、立法、二個議會的諮詢和辯論,才有定奪、才出定案。

在沒有民選政府的情況下,由「行政機構主導政策形成」這個方法來替代公民社會的正常民主決策程序,當然只能是唯一辦法。而由於英國佬的管治水平高,於是乎長久以來, 香港人就習慣性地接受了這一種管治方式。這點也反映在很多相適應的憲制安排之中,例如劉兆佳在《香港21世紀藍圖》裡也提到了 (第一章,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,設想與現實 p.4),在繼承英國的管治方面,基本也反映了「行政長官所享有崇高的憲制地位,是行政主導政體的基石」。

這種管治方式當然有流弊。例如養成殖民地精英官僚的「精英心態」, 由一班專業官僚替代了社會的民意代表來創制施政的政策,日積月累而變成精英自戀,繼而排斥民意、進而指為民粹云云。而對於不滿現狀的若干社會階層,看不見一個清楚透明的決策程序,於是很容易演變成積怨。而在政策形成的過程,亦由於經過層層篩選整理,亦有很大的風險變成「偏聽」;而對於種種「官商勾結」的涉嫌,港府亦很自然地要設立《廉政公署》來確保社會能夠保持大眾能夠相信的廉潔和公信力。香港的行政主導是什麼一回事,其實從這個角度看才算是比較全面。

至於林行止先生文中的其他評論,也又交由各位讀者自行閱讀。但對於如何創制一個與香港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民主政府,的確需要思量一下。而經過三屆特首的白老鼠實驗之後,市民與政府的互信經已低無可低,甚至於連廉政公署這一個重要的信心圖騰也受到嚴重的衝擊。但行政長官以及他的管治同盟亦繼續錯誤解讀行政主導,繼續向錯的反方向加大力度與市民「對着幹」,所謂「社會撕裂」就是如此而來。

如果套用以前港英的角度來看現在的情況,也又只能嘅嘆一句:英國人能,為什麼中國人不能? 且看董朝第一件大事就是撤掉市政局,顛覆了一直行之有效的咨詢體制,以確保民情不能上達。這個逆天行事的舉措,足以具體說明事情可以往那個方向走。因此不是中國人不能,而只是某些中國人不能。

而情況再繼續發展下去,相信政府方面只會進一步陷入死角。因為在社會和民間,對於各種「民主」的論說,都可以完全無難度地取得一整套的理論以及個案和先例,用以支持自已的政治訴求。但在執政的一方,看來是連最起碼的行政主導概念也搞錯了,再加上「後台」本身也是處於政治虛無情況,換言之是手空空無一物,基本上是空手入白刃、赤膊鬥虎狼,前無去路、後無援兵。

到底香港什麼時候才有一套足以令人信服的政治理論出台、以及可以據此而形成一套管治制度,看來過去的十多年回歸時間,真是浪費光陰得太要命了。